我眼中的新世纪十年汉语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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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新世纪十年汉语诗歌
——想到哪了，说到哪

王楚

　　汉语诗歌创作最近十年的总体状况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繁而不荣”，也就是说在诗歌写作上，虽然表面看涌现出了大量的诗歌社团或流派，但是从艺术高度，传播影响等因素去考察，成果却又寥寥。基于此，我简单谈谈我对新世纪十年汉语诗歌创作的看法，与各位参会的文朋诗友交流商榷。
　　中国诗人“平民意识”的觉醒注定了将要走一条“弑父”之路。首先，由官方话语把持多年的神坛突然间被一群赤膊上阵嘻嘻哈哈的“小老百姓”闯入了，崇高与崇低产生对撞，审美与审丑互相抗衡，诗人们也从试探性的瓦解直至开始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破坏。如果说最近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大的特点是瓦解的话，那还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反叛者，就像儿子干掉了老子想要取而代之一般，相比较新世纪之前萌芽状态中的忤逆形态来说，新世纪之后的十年则更要坚决与彻底。自然而然的，“干掉”就成了对抗精英文化或者官方话语权的首要关键词。所谓“平民意识”的觉醒不仅使红酒加咖啡变成了小葱拌豆腐，更使一些具有“先知”意味的诗人们首先意识到了对人性个体观照的重要性，换成近些年来流行的词就是“以人为本”，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诗歌不再充满神圣感，不再只有向上的力，也需要做“引体向下”的运动。（“引体向下”一词来源于低诗歌运动）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对传统，对文化的怀疑与反抗，对已有文学秩序和审美趣味的唾弃和厌倦，这样的情绪积聚到了新世纪伊始，终于像一颗炸弹一样炸响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进入对一些诗人在艺术观念上的自觉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之所以强调后现代主义，也是为了提出我对当代先锋诗歌所处阶段的观点，我认为当代先锋诗歌仍处于后现代主义之路上，至少截止至此次衡山诗会结束，当代先锋诗歌仍旧没有从破坏与价值消解的功课中走出来。那么顺理成章的以“反”为核心精神的诗歌写作，尤其是以民间诗人为主体的创作群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仍会沿着这条路不断地走下去。
　　近十年来，中国先锋诗坛有两位无法回避的诗人，一个是伊沙，一个是沈浩波，对于他俩的先锋性，我觉得说的比较到位的是诗人徐江：“伊沙的反源自于一种与生俱来对桎梏的反抗，他对文化、传统等庞然大物的蔑视与愤怒，均是出于这种整体的对压迫的敏感与觉察。沈浩波的反则源自于他对所谓文化、传统、九十年代等设身处地的感受。要知道，他求学的时间正值商业年代，他接触的东西又是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那班人，而这些人整天满嘴文化，写出来的东西做出来的事又都很差劲，令他产生了怀疑，进而逆反。”。可以想见，伊沙和沈浩波两个一直坚持口语写作，民间立场写作的诗人，不管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影响，在先锋性上首先体现的就是“反”，这与非非主义的“反文化”“反价值”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于是，令人感觉悖谬的事情惊奇的出现了，这些单纯而没有更多实用价值的“反”恰恰成为了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重要特征，成为了支撑许多诗歌或诗歌流派先锋性的重要依据。伊沙之于口语写作的贡献，与沈浩波在“性”舞蹈上的表演，也是民间诗歌界中的两大主旋律，相比仍处于现代主义审美迷宫中的诗人们行进的更加彻底。就连各种官方刊物也都纷纷抛出橄榄枝，以示与当下诗歌潮流的接轨。
　　事情到2010年的时候，一些敏感的诗人似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十年前先锋的不得了的口语写作，现在就像是九年义务教育一样普遍了。随便拿出一首诗，很难不看作者单凭风格去断言属于哪位诗人的作品。口语写作逐渐的使众多诗人风格雷同。老牌先锋诗人凡斯在西安与伊沙见面时说，“现在的伊沙已经是主流诗人了”，类似的这句话在几年前的佛山诗会上诗人丁成也说过，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先锋诗人更像是一个船头的瞭望者，总是瞭望更远的港口或者堤岸，当船到达之后，先锋诗人能否跟随航船继续出海决定了这个诗人能不能“先锋到底”，所谓“到底”，更多的则是建设后的再破坏而不是破坏后的再建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破代建”的过程之后，如何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才是当务之急。如果抱着既得成绩不放，自然就失去了先锋的功效，也就失去了先锋的意义。所以先锋精神永远是傲立在边缘和主流之外的。
　　过低的写作门槛既制造了口语诗的虚假繁荣也使口语诗很难到达新的高度。所以当对口语诗从纯技术线路考察的时候会惊奇的发现，语感，叙述节奏，情绪把握等技巧远远高于诗歌蕴含的思想表达或者精神高度的表达。最近杨黎在全国四处巡回开朗诵会，宣传他的诗集《五个红苹果》，在网上看到了宣传海报，上面印有“中国某某大师”字样，如果不谈高度，单从对诗人手艺的认可上讲，杨黎被称为所谓的“大师”并不是一种过高姿态的炒作。
　　持续的民刊热，使诗人们的写作阵地更加广阔。这里先说一下“民刊”这个词的使用，首先，民刊这个说法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当然，很符合当下人们的思想状况，但是在新世纪十年的后两年，渐渐有诗人提出重新考察“民刊”这个词，是否可以将其去形态化而变成类似于“独立出资创办的刊物”即“独立办刊”或者“独立刊物”呢？在此仅仅是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探讨，我只是提出这个看法，基于时间关系，就不做过多的论述了。持续的办刊热潮，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为民间诗人作品的发表提供了阵地，也为赢得了声誉与官刊认可提供了媒介。许多刊物的创始人都通过刊物直接或者间接的得到了很多“好处”，“实惠”，完成了自己非常规的胜利。一旦成名之后，刊物有的停刊了，有的就不再出版了，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不说中国民间诗人的身上具有的两面性，一面是对旧的文学体制的厌恶与不满，以致于行为上导致的逆反与不合作，另一面则是渴望进入官方视野，满足获取各种名利的预期。中国诗歌进程中应该有过这样的经验，诗人的精神底线太容易被突破，一面是造反派喊打喊杀，一面则是哈巴狗般的等待招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反叛更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有灵性，但是躁动，有活力，但是却不成熟。
　　最后说一下70后写作的问题，新世纪十年的后半程可以说70后的另一分支（区别于下半身）即追求智性写作的诗人们渐渐成为了诗坛聚焦的核心，由于网络平台的发展，70后诗人们自觉的加强了联系，连续两年召开的70后诗人论坛，各种70后诗歌选本，各种由70后诗人主办的大型诗会等等活动，无不体现了70后诗人们想要“聚集”在一起干点什么的能力和决心。70后的集体出场，也应该算是这个群体的运作策略。70后诗人是处于中国诗歌发展中比较尴尬的一代，论资排辈依次成名的传统到了70后的时候突然失效了，这令许多70后诗人痛心不已，加上70后在有代表性的文本上的缺失，使得这一代诗人的内心是很没有底气的。所以说70后的自我策略也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自觉的跳出来”，只能自己为自己擂鼓助威。就文本上看，70后写作是很成熟的，这与躁动而缺乏基础训练的80后一代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而相对“中间代”的诗人，70后又更具有“大诗”情怀。用诗人梦亦非的话说，就是“在学养上好于六十年代生的，在态度上比八零后更严肃，对语言更为尊重。”所以说70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独特性。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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