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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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

西川

　　在多数人看来，写诗是件容易的事：一张纸、一支笔、一点儿灵感、一点儿青春就足够了。但我要对此稍做补充：诗歌写作可能像个黑洞，它会把你吸入其中。一旦你开始写诗，你和世界的关系就有了变化，世界本身也改变了：黄色的桔子变成了蓝色的，而蓝色的天空变成了红色的。你觉得你从一种常识状态中挣脱出来，你觉得你好像被施了魔法，你的场也变了，你的光晕也变了，你觉得你就要发疯。

　　疯子们都是些敏感的人———来人在我面前坐下，却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他的脸已经憋红了，他脸上的壮疙瘩一粒粒涨得像石榴。我以为他见了我紧张，所以我把脸转开，不看他，好让他放松。他叹口气，说：“我要跟你谈点儿大事。”他终于鼓足勇气开口说话了：“中国诗人全都太小气，太没出息，上不知天，下不知地，只能写身边小事。”我想他是把我也包括在“没出息”的诗人中，面对一个瞧不起我的人，我尴尬地问他都读过哪些人的诗。他说他没读过多少诗，因为他的家乡———宁夏某地———文化闭塞，找不到什么书。然后他反问我，难道一个人非得读过许多诗才能写诗吗？！他问得对，于是我们沉默下来。然后他用力说：“现在我的脑子已飞到了九大行星的边缘！”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虽不知道九大行星的边缘在哪儿———九大行星绕着太阳各转各的，哪个是哪个的边缘？但显然坐在我对面的是个“脑”怀宇宙的人。他开始谈论宇宙，以及宇宙的毁灭，诗歌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等等。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没边儿，自然我们越谈越拧。他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质问我还是不是一个诗人，否则怎么会不理解他的诗！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有点儿忍不住了，我只好警告他：“你不要弄得比我还有个性！”

　　像这种“脑子飞到了九大行量边缘”的人我还见过几位。有一位来自山东，是海子的崇拜者。海子去世以后他跑来找我，说要写《海子传》。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背面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惟一的沟通者”。就这两句话便使我决定不能信任这个怪物。他问我练不练气功。我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我说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他急了：“要不是看在海子的份上我非揍你一顿！”我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练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

　　《诗刊》编辑、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不似一般的言简意赅，诸如“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之类，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比如“秋天来了，树叶红了”。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恐怖的电报也就来了：“我在逃亡。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静之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但鬼使神差，他又总是控制不住，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静之松下一口气，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一天，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诗刊》编辑部接待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那人问静之：“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静之大吃一惊，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可看他的样子，正经的文学青年，老实巴交、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一切正常，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狡猾的，也可以说是白痴的，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他低声对静之说：“我留在《诗刊》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此人曾给《诗刊》投过许多稿，但一首诗也没在《诗刊》上发表过，哪儿来的稿费！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疯子！

　　——由于这些家伙，“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可疑的人，已经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从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称这些人为“诗歌疯子”。但是现在，经验告诉我，这些人不是疯子，充其量是些假疯子。假疯子待人接物的法宝之一是：一见面先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觉得他不一般，你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每句话。他把他的观念或幻觉强加给你，使你的礼貌、你的教养、你的基本理性因为失灵而显得可笑。由于长期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氛围之中，我并非不曾体验过，我并非不能理解诗人、艺术家那种来自生命核心的焦虑。这种疯颠和臆想对于艺术、思想上的创造力的好处，已经通过它们作用于格列柯、尼采、洛特雷阿蒙、凡·高、策兰等人，以及我们中国的徐渭、郭路生等人。真疯子并不使人麻烦，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他们按照李白、柳永、雪莱、科伦、波德莱尔的样子设计自己。他们肯定，不疯不颠就不叫诗人。看看、看看，诗歌毁了多少人呵！

　　在我刚开始写诗时，我也迷恋过超常行为，我曾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诗人，我把超常的行为举止作为热情来对待。结果我过高估计了某些人。那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而仅仅把“超常”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这种“归结”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不错，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那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人的诗意的栖居”，然而在“诗意”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敲你的门，你就记住：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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