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真实的黑暗——关于“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的谈话

zgsxk

更为真实的黑暗
——关于“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的谈话

雨田 / 白鹤林

　　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问题很多，也非常复杂，这很可能与本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境况中文化心理、意识形态难解难分的纠缠分不开的。但无论如何，作为诗人的我始终相信：诗歌在汉语文学领域中是最为杰出的，诗歌的光芒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小说，电影、绘画和音乐的发展，这是毫无争议的。几年前的一个冬夜，我与诗歌理论家杨远宏在成都煮酒论诗歌，三杯酒下肚后，老杨问我对“70年代出生的诗人”怎样看？我实话告诉老杨“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第二天我离开成都时，老杨半醉半醒地甩过一句话给我：70年代出生的这批诗人值得注意。从那以后，我才知道有“7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么种说法。实际上这批诗人中间有不少是我的诗歌朋友，如蒋浩、曾蒙、刘泽球、孙磊、蒋骥、牧斯、李海洲、杨邪、海融、康城、白鹤林、范想、周薇、阳子、西娃、黄礼孩、唐朝晖、赵卡、马非和石龙等，他们的诗歌在《知识分子》、《诗歌与人》、大型《诗》丛刊、《诗境》、《存在》、《东北亚诗刊》、《三角帆》、《终点》、《诗文本》等民间刊物读过一些，很难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群体中会有杰出的诗人出现。我周围的几位“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前景是可观的。白鹤林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他的《献给赛·西的十四行》（载2000年《草地》诗歌专号）、组诗《奔跑与歌唱》（载《诗选刊》2001年1期）呈出他自己的一种精神现象，或是一种精神的光芒辉耀在中国诗歌的天空中。下面是我和白鹤林关于“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的一次谈话。


　　白鹤林：“70年代出生的诗人”或“第四代诗人”的提出，标志着新一代诗人的集体呈现。在您看来，它是以何为界限的？应该怎样恰当地划分和指称他们？
　　雨  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从根本上讲，是对诗人对诗歌不公平的时代：主流文化把诗歌视为叛逆，视为地下活动，这是我个人认为官方（指文学权威）对诗人对诗歌的姿态。几年前，由众多官方媒体闹出“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群”、“新生代作家群”之说法像一阵狂风一卷而过，实在令人可笑。广东青年诗人黄礼孩精心策划的“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像一场疾风暴雨无情地冲击着沉寂的诗坛，可以说这是中国诗坛又将掀起一场诗歌革命的前奏，也标志着中国诗坛后继大有人在。在我的眼里，“70年代出生的诗人”是指出生于70年代写诗的人，而“第四代诗人”的提出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说起来也很奇怪，中国的“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过后，就非得出现“第四代诗人”、“第四代诗歌”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诗人在人类存在的进程中永远都是个体的。我曾见过一本由龚静染、聂作平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随手翻了翻，发现大部份入选诗人是新面孔，差不多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诗人，我也在这个选本中惊奇地发现：“第三代诗人”马莉、庞培也落伍成“第四代诗人”，你说笑话不笑话？我想，以后肯定会出有“第五代诗人”、“第六代诗人”……，甚至“第十代诗人”的出现。我觉得什么代诗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诗人的我们写出些什么杰出的诗歌。当然，沉寂着的中国诗坛有人闹比没有人闹要好得多。我觉得中国诗坛要划分什么的话，首先应该划分开意义上的真诗人和伪诗人界限。


　　白鹤林：“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出场是否是“第三代诗歌”完全隐退的开始？
　　雨  田：我不这么认为。吸取了“第三代诗人”的生存经验，他们有组织有行动，如办民刊编诗选，建诗歌网站，搞各种类型的诗歌活动，果断与不妥协的传统权威决裂。一句话道破，“70年代出生的诗人”出场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具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意义。而且他们的出场也不可能就是取替“第三代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与“第三代诗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明显的就是“70年代的诗人”有较高的文化层次，但他们诗歌太生活流和太平民化了一点，而且还急于自立门户，显得浮躁；“第三代诗人”上过大学的不多，但他们对生命的体验比较深刻，因此他们诗歌无论从艺术价值或是从美学意义上讲都已形成了特别的价值取向。我知道，“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非非”头领周伦佑多年来，一直在潜心思考、写作。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廖亦武，1994年他从“疯人院”里放出来并没有丧失诗人良知与尊严，以流浪艺人和社会底层学者的身份活跃于文学圈与演艺圈之间，他的上、下两卷《中国底层访谈录》就是证明——以诗人的眼光与胆识在评判一切。欧阳江河、于坚、雨田、翟永明、杨克、吕德安等“第三代诗人”不断有新作出来，这能说他们在隐退吗？


　　白鹤林：“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的建立与部份民刊及网络刊物的创办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深圳的《外遇》，北京的《七十年代》、《下半身》，四川的《知识分子》、《终点》、《诗镜》、《存在》，重庆的《界限》，广东的《诗文本》、《诗歌与人》，贵州的《零点》和黑龙江的《东北亚诗刊》等等。那么，民刊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的成熟和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怎样的作用？
　　雨  田：我始终相信，优秀的诗歌会在民间刊物上出现。北岛、芒克、舒婷们来自《今天》，周伦佑来自《非非》，于坚、韩东来自《他们》，杰出的诗人都是来自民间的，中国的许多民间刊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学标志。今天，更多的民间刊物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的成熟和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桥梁和舞台的作用。最近，我在《诗刊》2001年5期“中国新诗选刊”栏里读到廖伟棠、沈浩波、魏克、杨勇等16位“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歌，这些作品都是选自民刊《诗歌与人》2000年1期和2001年1期。看起来，“70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经引起了官方刊物的关注，不知这是否是好事。


　　白鹤林：“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有着一些大致相似的特征：比如对“日常主义”和“新口语”的推崇；对“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对“叙事和喜剧性”的共识等。在您的印象中，这些所谓的“新新人类”是怎样的一群？
　　雨  田：作为一个新出现的诗歌群体应该有自己的艺术主张和独道的艺术特征。“7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进行所谓的“日常主义”、“新口语”、“叙事和喜剧性”的试验写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新招法，只是对“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模仿而已。从我个人的写作经验而言，杰出的诗人应是个体写作者而不是群体写作。我们清楚：在个一文学功利急剧贬值的时代。诗歌的写作应该更为纯粹的来自于诗人自已灵魂深处内的倾诉，建立在精神个人主义写作的基础上，自觉的、隐秘的、无须声明的拿出优秀的诗歌来证明自己。在我的印象中，这群“新新人类”当中有不少优秀人物，如曾蒙、蒋浩、沈浩波、范想、巫昂、白鹤林、黄礼孩、孙磊等都曾写出过优秀的诗篇，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今天我们应该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诗人自己。这里我要问，“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有几位写出过有“个性化”的诗歌？前不久，我在《作家》2001年3期上读过沈浩波的《不仅仅说给韩东听》文章，自己到现在都不明白，沈浩波为什么要和韩东较量，叫韩东“把两年之内的近作拿出来，每人十首，比个高下”，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比，韩东还是韩东，而谁也取替不了你沈浩波。


　　白鹤林：与“70年代出生的小说作家”不同的是，“70年代出生的诗人”更多的依靠其自身的作品和及其有限妙作，如办民刊、搞活动集体展示等来推出自己，几乎未得到官方刊物和媒介的渲染与鼓吹，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这种内热外冷的现象对于“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是否会产生与“70年代出生的小说作家”不同的影响？
　　雨  田：几年前，“70年代出生的小说作家”热闹过一阵，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有书商在后面撑起，接着就是一些没有远见眼光的媒体跟着起哄，其结果没有两年就自生自灭。“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的出现是自然的，没有书商和媒体来加谋炸作，办民刊搞活动只是他们推出自己的一种手段，更主要的是这批诗人来自中国的东西南北，有较强烈的反叛意识，基本上是用诗歌在展示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我比较看重这批年轻诗人的后劲。官方刊物和媒介没有引起重视，这很正常。如果刊物和媒介太重视了，我反而觉得不正常了。理解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不认为这是内热外冷的现象。我相信“70年代出生的诗人”前景比“70年代出生的小说作家”要好得多，这当然还得靠“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在今天和明天共同努力才行，只玩嘴皮子是不行的。


　　白鹤林：对于评论界和新世纪汉语诗歌来说，“70年代出生的诗人”应该以怎样姿态和努力，以得到其应有的公正的关注。
　　雨  田：克服功利思想，写作上在各自的“个性化”上下功夫。中国诗坛需要一个好的风气，诗人首先是人不是神，诗人应该用优秀的诗歌来标榜自己，应该少一些自高自大，多一些自尊和自爱。否则，会被别人瞧不起的！


　　白鹤林：您认为“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歌与“先锋诗歌”、“口语诗歌”、“新古典主义诗歌”、“乡土诗歌”等有着怎样的血缘关系和区别？
　　雨  田：我觉得“70年代出生的诗人”现在看来，他们的写作是中庸的，他们拒绝那种盛行于我们时代的坚硬的“叛逆者”，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记得诗人于坚曾经这样说过：“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也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只是抚摸这个世界”而已。“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歌缺乏一种诗歌本质性内在的核心的东西，杰出的诗歌影响着民族精神，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认为“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歌是从“先锋诗歌”、“口语诗歌”、“新古典主义诗歌”、“乡土诗歌”那里直接演变而来的，区别不大。


　　白鹤林：“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现在还处在一个维妙的阶段，他们要真正走向完善和成熟，还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雨  田：需要建立“70年代出生的诗人”自己的良知与尊严。我们知道，这个世纪离诗歌越来越远，物质主义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导致我们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遗忘，尖锐一点说，就是金钱称霸一切。如果我们不坚守住诗人自已的良知与尊严的话，物质主义这匹恶狼很快就会吞掉我们的，信不信由你们。


　　白鹤林：在您的接触和阅读中，您更喜欢哪些诗人及其作品，对他们的作品评价如何？
　　雨  田：说句老实话，在我平时接触与阅读中，我已经感觉到了“70年代出生的诗人”来势凶猛，介入诗坛的速度之快，很有可能是中国诗坛十年内不可低估的一股主流。我比较喜欢姜涛的《慢跑者》（载《终点》总第四期）、王艾的《海洛因时代》（载《诗歌与人》2001.1期）、蒋浩的《说》（载《剑南文学》（1998.5期和《陷落》（载《诗歌与人》2001.1期）、胡续冬的《住院记》（载《中国第四代人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8月版）、孙磊的长诗《远景——幻想即兴》和《碑文》（载《诗镜》1999·总第二辑）、远人的《您的形体，你的界限》（《诗歌档案》2000年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2月版）、曾蒙的《成长：献给我的童年》（载大型《诗》丛刊1998.5月总第三、四合卷）、杨勇的组诗《旅行》（载《东北亚诗刊》1999年特辑·总第11期）、范想的长诗《房间与美》（载大型《诗》丛刊2000.12月总第六、七合卷）、白鹤林的组诗《奔跑与歌唱》（载《诗选刊》2001.1期）、廖伟棠的《北京1910，一个女密谋家的下午》、敬文东的《剑阁》、刘泽球的《梦呓内部：尖埃上升的版图》（载《终点》2000.12月总第四期）、阳子的《悲剧：捆住或绑住》（载大型《诗》丛刊2000.12月总第六、七合卷）、韩博的《到后面去》、黄礼孩的《病孩》（载《诗本文》2000.7月总第二期）、牧斯的《真相》、《书上的死亡》、沈浩波的《惟一寂寞的人》、杨拓的《后半夜》、穆青的《社会法语》、西娃的《返回之前》、曹疏影的《嫦娥奔月》、海融的《青色兽母》、康城的《之前》等（载《诗歌与人》2001.1期）诗作都有着独自的美学取向，我觉得值得一读。


　　白鹤林：到目前为止，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有没有一个或几个能代表这一代人的独特声音？
　　雨  田：这种独特的声音是无声的，我想应该是指他们的诗歌。我还没有发现谁的声音最独特，要代表一代人的声音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的确很难。


　　白鹤林：您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写出过在国内外反响强烈的诗歌，国内的评论界对您一直保持着冷漠的态度，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我记得您在1998年12期的《诗歌报》月刊发表过《使命，历史，和诗歌精神》的文章，您在此文中谈到一个诗人的历史感和使命感。“7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与当代诗歌进行其必然的冲撞和突变的同时，还应具备怎样的责任？

    雨  田：诗人应该有历史感和使命感，这是我的一贯主张。我80年代的代作之一长诗《麦地》和90年代初的《中国》、《风的怀想》等诗作已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些作品在国内外产生过影响，国内的评论界对我的作品冷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事。文坛本来就黑暗，像黑社会，阴暗面太多，拉帮结派立山头，不少所谓的诗歌权威选本只不过是小山头主义集体存照而已。“70年代出生的诗人”好象不谈“历史感”、“使命感”和“诗歌精神”之类的话题。作为一个诗人来说，要面对无情的现实，而不应该回避现实。我真的希望“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冷静下来，站在境界与精神的高度，你们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目前的诗歌主题是世俗的，虚伪的水份偏重。我觉得“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歌与当代诗歌的行进没有什么冲撞的理由，我相信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会在民间出现，因为民间是自由的，民间出来的诗人有一种独立的品质，这也是汉语诗歌革命的一个优良传统。


　　白鹤林：您认为汉语诗歌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或“第四代诗人”甚至“第五代诗人”们的推进中将展现怎么样的前景？
　　雨  田：很难说前景怎样，我不是预言家。有一点我很明白：在现代汉语诗歌的成长与发展的变革中，无论是“70年代出生诗人”或“第四代诗人”甚至“第五代”、“第六代”诗人，只要我们坚守住诗人自己的良知与尊严，自由地思考，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但愿这是真理。


                　　　　　　　　2001年5月23日于沈家村



注：此文原载于《70后诗人诗选》（黄礼孩编/海风出版社/2001年）

zgsxk

:)

zgsx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