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赞助商 一半是诗歌一半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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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赞助商 一半是诗歌一半是金钱

钟晓勇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到２７日，《收获》、《作家》、《当代》、《当代作家评论》、《山花》、作家出版社、大连日报社以及一家企业，在大连联合举办了“大连、２０００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面列出的杂志，大都赫赫有名。当然，这些杂志未必有钱，出钱的是企业老总王强，这次会议，共花了５０万。

　　在诗歌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会议的隆重是少见的，在其中看到了不少知名人物：董秀玉、牛汉、郑敏、李欧梵、芒克、李陀、叶兆言、于坚以及诸多活跃的诗人们。

　　会议野心勃勃却又小心谨慎，人手一份的会议提示写道：本次会议为诗歌学术会议，不涉及任何非学术问题；不涉及任何人事纷争；本次会议为２０世纪中国当代诗歌最后一次盛会，主办者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成为一个最具历史性、建设性和开创性的会议，以期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重大推进。最有官方色彩的是会议竟然发了通稿，在通稿中，会议的目的自然是达到了，但是对会议的评价应该是见仁见智。

　　幸好，记者此行目的并不在于对会议做出评价，而是希望了解王强，他在诗歌界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毁者认为他用钱砸人，只不过为了泄泄往年投稿失败的气，誉者认为他是有品位的文化赞助人。无论如何，说他是目前为止最能调动诗坛资源的人，不为过。他向记者说是第一次和媒体谈这么多。透过他的话，也许可以折射出诗人与诗歌的现实，更让备受关注的文化赞助商们浮出水面，在诗歌与金钱之间解读人心。

　　记者（以下简称记）：谈谈你创作的经历吧？

　　王强（以下简称王）：我写诗很早，大概是１９７９年，十来岁，当时是种爱好，曾经有过其他的艺术打算，因为被训练的机会不够，达不到自己想要达到的地步，先后放弃了，但毕竟是军人家庭，读书的机会还是比一般的孩子要多，后来开始写诗了。１９７９年发表作品，当然了，是报纸上的小块，当时觉得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写诗，到了１９８３年，我觉得自己知道了什么是诗歌。当时有两个企图，一个是政治企图，一个是想当名人，毕竟年轻嘛。但是我反感团体性的活动，比较个人。

　　１９８９年终止了写作，不是说屡投屡败，但诗歌也是发不出去了。当时辽宁虽然搞过我的作品研讨会，但在全国没什么影响，惟一关注过的就是顾城。当时的《诗刊》、《星星》，作为文学青年当然想在上面发表，投了，失败了，我就不再投了。放弃恐怕跟文坛这个状况有关。

　　１９８９年年底生日那天，我做生意欠了别人５０万，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我把自己的日记烧了，决定不写（可是还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发誓再也不写一个字了，我面临的是债务，要全力以赴，再写就要死了。

　　记：说说你做生意的经过？

　　王：先做贸易，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无商不奸，我先后两次放弃过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自己太重江湖气，当时搞到了批条，只卖了５０万，后来才知道，值６００万。真正出现转机是１９９５年，搞了房地产，资本积累和商业智力都达到比较好的地步。

　　记：你刚才说了自己的２０年，前面是失败的１０年，后面是成功的１０年？

　　王：我觉得前１０年比后１０年成功，文坛下海的人多了，有些成功了没有把车开回去，而我回到了文学，从１９９８年又开始了写作。

　　记：你在１９８９年发誓不再写了，１９９８年复归的原因是什么？

　　王：生意顺手了，我真的可以用自己的剩余时间完成自己的剩余价值，我开始从商时，就认定自己要通过金钱的力量来完成文化的目的。邓小平去世时，我为他戴了一百天孝，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时《东方时空》想采访这事，我没答应，因为我和邓小平非亲非故，说不清楚，后来人家问，我就说我爷爷死了。

　　记：现在的文化圈，你是以文化赞助人的面目出现的，据说你出钱赞助了不少刊物的诗歌栏目？

　　王：是的，我对诗歌的友情、关注，这些纯粹的情绪还在，我不太喜欢现在的诗坛，是种浆糊状态。为什么赞助诗歌栏目呢？我不写了，但是我认为我的状态是委托写作，比如委托于坚、委托张枣，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看了他们的诗，觉得好，就拿到这些栏目上发了。我对诗人的赞助方式也会通过货币或实物的方式体现，比如柏桦，是个天才，我可以不带任何目的赞助他一台ＩＢＭ手提电脑，并不是可怜他，而是觉得他的诗写得好。我只是希望中国诗歌过上好日子。

　　记：什么是诗歌的好日子？

　　王：诗歌不是没地方发吗？我出钱赞助栏目给你发表；诗歌不是没人关注吗？我给你评奖；诗人的日子不是不好过吗？我给你各种形式的帮助。现在《山花》、《上海文学》、《作家》、《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的诗歌奖项已经有２８个。当然，我是帮助诗歌，不是帮助浆糊诗坛。

　　记：你帮助过多少诗人？

　　王：十来个人以上，间接的更多了，纯粹的帮助。

　　记：有没人拒绝帮助？理由是什么？

　　王：有过。我知道我这个人人不坏，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认为主要是难为情，很多人年纪比我大，原来名声也不小，今天反而要受我这样一个诗人或一个商人的帮助，心理受不了。

　　记：你怎么看待这种拒绝和难为情？

　　王：我不会有什么情绪，我给的时候非常自然，不会有任何图谋，我给就给了，不要你说我的好话，不要你发我的诗。我也不会让他们来决定我的写作命运。

　　记：你赞助的诗歌栏目，是你在行使编辑权和发稿权吗？

　　王：没有。我当然可以推荐，但决定权仍然在杂志，比如去年有刊物把奖给舒婷，我不同意，我不喜欢她的东西，而且她现在日子也过得不错，但是编辑部坚持他们的意见，奖还是发给她了。我只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不能改变杂志的决定。给刊物资助，可以告别那种访贫问苦的方式，能改变包装，使它成为大家容易接受的方式。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非议。

　　记：你如何评价自己刚出的《麦城诗集》？你认为它在哪一个上层次上？

　　王：我对自己的作品，评价不了。

　　记：现在很多著名评论家、著名诗人手上都有《麦城诗集》，这是不是由于你的金钱力量？

　　王：我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钱把自己的诗集送到这些名家的手上，从我做为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我不会做出这么傻瓜的事来，我的预算能力再低，也知道这样做成本是最高的。

　　记：你会不会有系统性地对文化的赞助？

　　王：明年会搞个诗歌奖，着力想团结文化的民间的力量，有很多人攻击我，我不在乎，只要内心干净就行了，我没那么多时间买那么多创可贴把他们的嘴巴封起来，他们要说，就说好了。

　　记：何谓民间力量？

　　王：诗坛有不少矛盾，我不想介入，我也不指望两个矛盾很深的人在一分钟内、一个会上成为把兄弟，你们有矛盾，别指望我来解决，只是想让大家更多地关注诗歌。

　　记：谈话中表明不同意“儒商”这个说法，不同意“诗歌赞助商”这个说法，那么你认为应该怎么称呼你？

　　王：诗歌赞助商这个称呼应该分开说，如果你得到了我的赞助，你这么说就是丑化我，没有受到我赞助的人，这么说，牙齿长在他嘴上，我有什么办法。不让他说，他内心在说你，回避你，结果是一样的。我自己认为这是本性善良在文化范畴内的体现。

　　记：你在文化上动用的金钱力量有多大？这次会议用了多少？

　　王：大概２００万，这次要花５０万左右。这些仅指我个人的钱，以公司的名义出的钱还不算，我搞的奖项，就是刚才说到的２８个奖，除了在《山花》的是３０００元，其余的全都是５０００元。全国各地都有人知道我，但他们是知道赞助文学的王强，而不是写诗的麦城，有些人对这点有非议，我认为是“非礼 ”，只不过是他们没有得到我的帮助罢了。有人说我想当诗坛黑老大，我只在做我该做的事，不会介入诗坛的纷争。

　　记：不管王强也好，麦城也好，由于你的金钱力量，你现在毕竟成了诗坛的一个强势标准，也许一些人写东西会向这个标准靠，希望经过你这一关，会不会造成诗歌价值标准的单一？

　　王：我帮助人、帮助杂志、帮助诗歌，我不会特别怎么当回事，比较随意，帮助失败了，也不当回事，总是想：好在钱给的不是敌人。从目前来看，被我帮助的个人，就其品德来说，在诗歌界，都是排在前面的。我到现在，对货币没有太多的好感，否则我不会拿钱做这些事，钱拿出来，怎么花跟我没关系，那些奖，永远也不会有我。只不过有人太不把诗歌当回事，我才搞了这个会。诗歌在现代文坛的地位太低了，而不应该是这样的，会写诗的人才知道，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太多了。

　　记：你说到对货币没有太多好感，可是很多人认为商业原则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而货币更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王：对，对，西方有很多资本家，也许本身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是成功了以后，投大笔钱在艺术基金上，帮助艺术家和艺术。王安、哈默和松下都是这样，他们这样做跟个人成就没有关系。

　　记：你有没有类似的想法？

　　王：随性，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如果像他们那么有钱，也许会像他们那样，甚至更大吧。

　　记：诗人与商人是最疏离的两个群体，你和他们都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商人是怎么看待诗人的？

　　王：我在商人圈里，别人不知道我写诗，我和商人也不谈诗，在商人的日常语言中，没有这些概念，现在的商人其实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按理应该谈，为什么不谈，我不清楚。

　　记：诗人是怎么看待商人的？

　　王：不好说，因为我现在是商人，如果没当过商人，也许清楚。我说商人好也行，说商人不好也行。

　　记：那么，你会不会觉得两种身份集于一体，很矛盾，难以融合？

　　王：我认为不矛盾，要看怎么处理，我个人是可以处理的，但恐怕是个案。

　　记：你前面十年，向许多杂志投稿失败，而你现在掌握着一些杂志的命运，这种失败的经历会不会使你现在和它们的关系失去平衡？

　　王：可是我赞助的只是一部分杂志，《诗刊》、《星星》我就没兴趣，《诗刊》前段时间也向我约稿，我没答应，当年我给它投稿，它的水平我也知道，没用，我以后就再也不投它了；到今天怎么突然变味啦？那个年代不能发，现在就能发了？你现在看到麦城出息了，就来了？我就只对这两个刊物没有好感，和其他杂志不存在这个问题。一是当年向他们投稿不被接纳，二是从它们的立场、标准来看，是二流刊物。

　　记：到目前为止，你是支持诗歌最多的人吗？

　　王：可能是。我支持诗歌的大多数时间里自己是处于不写诗状态的。我做的这些、想的这些，也是第一次对媒体说。我希望有钱的人还是多支持点文化上的事，当然不一定说是要支持诗歌，中国文化需要支持的东西太多了。观点

　　张柠（批评家）：王强始终还是有诗梦在心中，他的初衷是当诗人而不是企业家，他由于广泛资助诗歌界，麦城的名字现在大家也熟悉了，虽然他本意不是如此，但是客观上达到这个效果。不过我认为他的诗还是比较纯粹的，作为个人能这样赞助诗歌，我认为不容易，至于其他人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就分析不了了。

　　《诗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主编）：王强这个人也是这次会议后我们才知道，我们都没有接到邀请，好像他对官方的刊物有成见，他是不是投了稿没用对我们有情绪？《诗刊》一天要收到几百篇稿，差一点的我们就不退稿了，邮费我们受不了。此外，诗歌界公认的一些人物，比如雷抒雁，他也没请，好像只请了些另类、先锋的诗人与理论家，这样的研讨会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能给诗歌界赞助，做点事，总是好的。《诗刊》没有找过他，如果他愿意跟《诗刊》合作，那是最理想不过的，希望不要有成见。说不定我们马上要去他那儿拉赞助呢。

　　韩东（诗人）：王强这个人具体不了解。如果他举办研讨会没有其他目的，当然是好事，如果借此推销自己，就不合适了。他是不是在推销自己，我不了解。我没有接到邀请，如果邀请我，我也不会去，我对这个会议不感兴趣。

　　柏桦（诗人）：王强赞助的诗人很多，一个愿意给，一个愿意接受，而且多是以奖的形式出现，我认为是好事情。一门心思写诗的人，生存总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而且，诗歌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免费的。他的赞助，只要对写作没有影响，你继续写作，我还是持赞赏态度的，而且我和诗人张枣在讨论中还认为，如果这种赞助在８０年代就有，会更好些。这件事，我认为没必要加入别的意义。

　　蔡翔（《上海文学》副主编）：作为诗人麦城，他已取得相当成绩，这点诗歌界是承认的。作为企业家的王强，他有种诗歌情结，热爱诗歌已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出资赞助各种奖项，并不能提高他的个人名声，而且他自己完全是拒绝这些奖的，他是出自非功利的目的。对纯文学和诗歌的支持，我希望将来成为企业界的潮流，现在一批企业家，本身素质高，年轻时也许都喜爱过文学，如果他们也能加入，就更好了。


来源：《南方周末》 200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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