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会：20世纪30年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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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会：20世纪30年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中国诗歌会是20世纪30年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几乎左右了当时的中国诗坛。
　　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前身为“左联”领导下的诗歌组。　　
　　中国诗歌会发起人穆木天、杨骚、任钧（卢森堡）、蒲风（黄浦芳）等。
　　中国诗歌会的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於诗歌的大众化”。（《中国诗歌会的成立》）
　　其诗歌观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诗人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新世纪的意识”）的立场上去把握与反映现实，也即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其二是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
　　中国诗歌会对当时诗坛上的“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等脱离现实、追求唯美、沉醉在风花雪月里的倾向展开斗争。
　　参加中国诗歌会的，除原来“左联”诗歌组的蒲风、任钧、杨骚、白曙、杜淡(窦隐夫)外，还有柳倩、关露、辛劳、洪道、苏夫等。
　　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北平、河北、广州、青岛、湖州、厦门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也都建立了分会，由蒲风专门负责联络工作。
　　中国诗歌会提出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批判那些以“不谈政治”为幌子的脱离现实的诗歌、不关心人民命运的诗歌，主张诗歌应当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在形式上主张提倡大众化，即诗歌要让读者得懂、听得懂、容易上口；工作方法上则主张在群众中吸取力量。
　　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各分会也大多办有刊物，涌现出王亚平、温流等一批青年诗人。
　　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共同特色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紧“捉住现实”，以诗歌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艺术形式上，大力提倡和实践诗歌大众化，“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新诗歌•发刊诗》)。他们企求“藉著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它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我们的话》)。
　　《新诗歌》还出版过“歌谣专号”，刊登大量采用民歌、民谣、小调、鼓词、儿歌形式写作的新诗。
　　中国诗歌会建设新诗的主张和行动，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关心和支持。
　　1935年，当“国防诗歌”被作为“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诗歌会的同仁们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并在1937年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30年代的新诗，出现了以殷夫、蒲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两大派别相对峙的局面。
　　“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特点：1、描摹重大题材，揭示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或社会主题。2、直抒胸臆，直接描摹，不尚意象。3、语言通俗，体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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