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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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怎么办?

王晓波

　　近读广东诗人丘树宏的新著《花地恋歌》。在《羊城晚报》《花地》文艺副刊，他自1980年10月31日发表诗歌《北风吹过……》，到2010年3月16日发表的诗歌《京城雪恋》，他已在《花地》发表诗文近百篇，其中诗歌约有60首之多。从《花地》起步，他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成为创作了诗歌名作《以生命的名义》、长篇叙事诗《共和国之恋》的一名当代诗坛名家。从他文学创作成长的轨迹，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作为全国著名文艺副刊的《花地》，不嫌弃新人，不倚重名家，注重培养自己的文艺创作队伍。读他在《花地》30年来发表的文艺作品，我们感受到是《花地》培养和成就了他；同时，因为他的新作品的不断涌现，亦丰富和繁华了《花地》。他在《花地》一路走来，他的成长过程，他的极具社会时代感、责任感的诗文的传扬，更显现了《羊城晚报》是一家极具社会责任感、志存高远的大众传媒。
　　在网络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日益扩展，文化容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文化已日渐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开创设立，我国儒家礼教的传扬，提高了我国文化的软实力，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为中华文明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我国，诗比历史久远，在没有文字出现前，先民们就以歌谣、诗谣这些文化符号，交流感情，传播文明。古人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诗歌文化容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传播着中华文化“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是我们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
　　可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和 “式微”，已是公认的事实。究其原因，当代诗歌因受时尚化、商业化的无情侵蚀，许多“先锋”诗人鼓吹横的移植，致使“诗歌”过度口语化、文字游戏化，许多“先锋”诗歌毫无意象韵律可言，而某些官方报刊对这些“先锋”诗歌大加鼓吹，推波助澜，“写诗的比读诗的多”不足为怪！更有甚者，某些“屁股”上张贴着国家出版社“条形码”的民间编辑诗歌选刊，被冠冕堂皇地标签为《XX中国诗歌年选》，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文化人免费赠阅给各地乃至外国的图书馆和学校社团。这些标榜着“中国”的诗选，其收录的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错误诱读，是一种不良歪曲。
　　“文艺是烛照国民精神的烛火”(鲁迅)。诗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自古至今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一直以来，诗歌在我国是可“吟颂”、可“歌咏”的。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经典名篇，乃至当今的许多优秀诗篇，如：《沁园春。雪》(毛泽东)、《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义勇军进行曲》(田汉)等，给人民向上的精神力量；而《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偶然》(徐志摩)、《送别》(李叔同)、《绿岛小夜曲》(柏杨)等，亦给人们美妙的艺术享受。好的诗歌作品，能塑造和丰富人们的心灵，给人以人生的启迪、人性的升华。
　　诗歌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一种精神财富。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说：“文学是从文明中分泌出来的，诗是从理想中分泌出来的，这便是为什么文学是一种社会需要，这便是为什么诗是灵魂所渴求的东西。”诗歌作为人们精神的一种象征，它的存在是必然的。
　　人们都是择善而从之的，文学作品的“真善美”对社会有极强的感召力。人的生命意志是无比的刚强，人的生命力却又如芦苇般脆弱。2003年早春，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瘟疫使人们谈之色变。一些人在忙碌工作和生活中，一直以为“非典”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当突然知道，身边的亲友患上了“非典”，仅短短数天时间，便撒手西去，这是一种何等的锥心伤痛。当瘟疫肆虐大地之际，丘树宏的《以生命的名义——献给抗击非典的白衣战士》在《羊城晚报。花地》(2003年5月1日)首发后，旋即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被中国作协印成宣传单张第一时间送进北京抗击“非典”的前缘阵地小汤山医院，中央电视台还以此诗为主题制作了大型文艺晚会“以生命的名义”在全国播放。
　　笔者曾和他数次畅论诗歌，他说：“诗歌不仅是让人看的，而且是给人读的，甚至是可以诵唱的。”针对当代诗坛的时弊，他又说：“报刊是一种社会公共媒体和社会公共资源，所刊登的诗歌，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和欣赏认知的作品，这也是对社会和多数人的尊重。”
　　“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英国批评家阿诺德)。文学作品需要锤炼，需要沉淀。古人写诗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诗歌文化是有厚度的，最当不得功利二字，不可能速成，更不可能一夜成就。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当代诗坛出现了“口语诗歌”、“下半身诗歌”和“梨花体诗歌”等不良现象，这些与传统文化脱节，不洋不中的文化畸型怪胎，这些浮躁轻狂的“诗歌”，令世人愕然，使中华文明古国的诗歌蒙羞。如果，我们的诗歌作品，不反映当今社会现状，不反映人民群众遭遇的艰难困苦，我们的作品就会苍白无力，就不可能感染和震撼读者。
　　文化传播，重在内涵。《花地》的文学佳作是人民群众忙碌了一天之后，日常生活中的一顿丰盛文化精神“晚餐”。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丘树宏在《花地》发表的诗歌，语言简练，意象丰富。他的诗歌有反思和警醒社会的“大我”，如：《以生命的名义》、《海涅，请你告诉我！》、《30年：变革大交响》等；他的诗歌亦有畅舒胸怀的“小我”，如：《鸫鸟》、《剑桥，我来了》、《谒歌德故居》、《京城雪恋》等。他注重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与时代对话，把握这个社会的脉动，他的诗歌是与时代同行的诗歌烙印。
　　最近，颇受网民和文学界关注的“羊羔体”诗歌事件，作为诗人，我们应引以为鉴。尽管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向往温暖》里面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定的水准，尽管诗人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没有收录《徐帆》和《刘亦菲》，但是车诗人自诩“采用的是一种零度抒情的白话手法”写出的这些“诗歌”，因浅白得如一杯白开水，而广受质疑和批评。早在宋代，开文学风气之先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就主张诗学真谛应是“诗必穷而后工”、“愈穷则愈工”。诗歌是一切文体中最艳丽的花朵，它含蓄简练，最能刺激人的想象。在2002年6月11日《人民日报。文艺点评》，我曾发表《吹掉泡沫  还诗歌以亮丽》一文，对某些严重脱离国情和实际的“先锋诗歌”现象，对粗暴糟蹋诗歌的行为作了痛心疾首的抨击，引起了读者的反思。现在，“羊羔体”诗歌因缺少意象和韵律，再次唤起人们对诗歌的高度关注。作为诗人，我们的诗作应摒弃浅薄和庸俗；作为成名诗人，因其作品对读者有引导性，在创作上更应认真严谨，其作品要经得起读者和历史的批判。
　　泱泱文化大国，自古至今，诗歌教育有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作用，诗歌教育有利于人民美好心灵的培养。许多优秀古诗词在当今仍为大家喜爱和传唱，其中，被当代音乐家从新谱曲，在社会广为流传的有：《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渭城曲》(王维)、《别亦难》(李商隐)、《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人约黄昏后》(欧阳修)、《但愿人长永久》(苏轼)、《雨霖铃》(柳永)等等。可以说，好的诗词，无论是叙事或抒情，其作品从勾栏瓦舍到哲学圣殿，字里行间无不有着饱满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对读者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言论至今有着强烈的批评力。好的文学作品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当前娱乐化、快餐化的文化泡沫环境中，诗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应表现健康向上的文化情怀，展现多样的审美情趣，而不应是被误读为娱乐化、浅俗化、媚俗化。任何好的文艺作品都是植根于时代。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社会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和平、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如果作者能把握好这一主流，定能写出一些深受人民喜爱的好作品。
　　在网络全球化时代，社会公共媒体有弘扬正气、激浊扬清的责任与使命，是净化我们文化环境的正义力量。读者的欣赏能力和阅读习惯是需要逐渐培养和引导的，我们期待出现更多如“人民网”、“光明网”等优秀网络，和有更多如《大地》、《花地》、《海风》、《人民文学》、《诗刊》等优秀务实的文学阵地，更希望这些公共媒体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时代“雕塑者”，通过他们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优秀的时代精神，并将她承传下去，跨越时代。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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