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刊：隐秘的生长与现状
民刊：隐秘的生长与现状——从第三期《诗歌月刊》“民刊专号”说开起作者：阿翔
民刊对写作者而言，它首先是地下室，有如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都在地下室进行写作。它们最初的传播也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从私人到私人。而比较大的集合是以结社或沙龙的方式在一起私下活动，创办自己的刊物并流传民间。这就是民间刊物，简称民刊，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它亦也可被称为同仁诗刊、地下刊物、内部交流资料等等，是“中国当代文学”范畴内特有的实有物现象。事实上自新时期以来，大量严谨而有探索性的诗歌文本都是民刊提供的，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是和民刊分不开的，甚至说民刊的历史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史，至少具有社会学标本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开始时，出于操作上的方便，我无情清除所谓的“民间诗坛”这虚假的庞然大物一词，坦白地说，一本民刊不意味着就是所谓“民间诗坛”。除非你愿意抱着破坛子不放。一些研究者认为，民间刊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诗歌小传统”（西川语），这种说法随着民间刊物在诗歌领域的影响扩大可以从中得到印证。
2002年的民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呈现语言和生命原生态的诗歌之书——这就是我收藏民刊并幕后参与编辑《诗歌月刊》“民刊专号”的一个基本印象。2002这一年出现不少民间刊物，也为今年《诗歌月刊》第三期作为“民刊专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一年比较重要的民间刊物有：《中间》、《唐》、《葵诗歌作品集》、《影响》、《扬子鳄》、《现在诗歌读本》、《极》、《秦2002》、《独立》、《方言》、《诗参考》、《守望》、《中西诗歌》、《人行道》、《野外》、《爆炸》、《漆》等等。《诗歌月刊》作为全国性的交流平台，它所展示了近五十个民间刊物的诗人写作实绩现状，具有“汇编”的意味。实质上它从诗歌民刊的最新写作状态，美学原则，思维方式和语言操作手段上最大可能的体现了编选者独具匠心的对诗歌文本的严肃甄别。
在各种民间刊物风起云涌中，有一批值得研究的诗人和值得琢磨的现象，比如70后、中间代、e世代（也称80后）等等，这有待批评家去做大量的鉴定工作。作为诗人，我想简单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我参与初选的工作中，我就想从各种民间刊物梳理这一群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但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又感到困难。
首先由于互联网几年前的出现，使得诗人陆续改变了写作现状：从“手写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以往是诗人自觉的将自己限制为一个与外界互不相干的汉语诗歌的独立写作者，和同期的各类文本性写作互不干涉、互不渗透。而网络的互动性却大大强化了各类文本上的交流、开放和影响。因而我们不难看出，民间刊物顺理成章适应了这一变化。大致上主要体现在交往切密的写作者之间针对诗学的认同的可能，或旨以地域性的集结为已任。前者以《葵诗歌作品集》、《秦2002》、《扬子鳄》、《小杂志》、《人行道》、《偏移》、《影响》、《回归》等，后者为《独立》、《现在诗歌读本》、《极》、《方言》、《幸福剧团》《守望》、《原音》、《极光》、《北方向》、《野外》、《进行》、《诗域》、《野草》、《夹缝》等。
在数百中大大小小的刊物中挑选出百余首诗歌，无疑是一件披沙砾金的工作，选稿的过程是辛苦的，但也充满了兴奋。在那几天里，我和小荒、五木的眼睛不时被民刊中的“珍珠”擦亮眼。“火车/正在铁轨上跑/一个小女孩也可以在铁轨上跑”。乌青这首《铁轨》是今年我读到的最震撼人心的诗歌之一，短短三行，软与硬、钢铁与人性、自然的择取与生活的法则之间，诗意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刘春的《或者葵花》其实可以用另一个标题——“生活”。诗歌借对葵花的认识过程书写了一个人的从激情回归到平淡的过程，也许生活就是如此从五颜六色开始到素雅而终。而这中间又包含着诗人的多少说不出的无奈。蓝蓝在《正午》和《黄昏》中继续她对小事物的爱与悲悯，在“槐树小小的阴影”中，有生命的沉没与叹息。“她睡着的时候/我该把爱情放在哪里？”黄梵的《幸福》似乎有着小小的烦恼，一个为幸福而慌乱的人，这一份慌乱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在不经意之间，哲思之门便悄然洞开……可以说，民间刊物是考察诗人写作变化轨迹的重要参照物。除了诗歌之外，还经常刊登诗歌批评和诗学随笔性质的文章，同时还引进了翻译作品。尽管写作上不具有一致性，这体现了民间刊物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从各种民间刊物的文本质量的提交上看，作为民刊编者尽可能的体现了他们本身一贯秉持公正性与严肃性的审读品格，扎实有效的为维护和保存诗歌写作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尽着自己的努力。这方面比较代表性有徐江之于《葵》、刘春之于《扬子鳄》、李樯、朱庆和之于《中间》、中岛之于《诗参考》、小引之于《或者》、《方言》、岩鹰之于《影响》等等。我这样说，就是明确尖锐指出另外的一个意思，即某些民间刊物存在一大弊病：文本性的重复循环和恶性繁殖，从而制造了资源垃圾，阅读的厌倦几乎使我失去了耐心。这一点在合肥时曾与编辑五木、小荒讨论谈及过。
翻阅《诗歌月刊》第三期，从各个侧面看每份民刊都有表面上的一个过程：诗学的过程。徐江曾经说过：每一份支撑有年的民刊都有它隐秘的生长经验，也有它无可挽回的遗憾。下面我选择部分民间刊物来进行认真的清理——
广西《扬子鳄》有着厚重感和文本的平和，基本上确定了谨严的建设，从内向外敞开干净和纯粹，提供了一种立体的写作与阅读关系，编者刘春属于那种谨慎且不失豪放、细腻而不失敏感的诗人，这种深入到心灵的自觉到位的文本意识，将决定着民刊《扬子鳄》的今后走向。南京的《中间》系同仁性刊物，主要刊发同人小说和诗歌。同时有老“他们”部分诗人作品相继亮相，可以说《中间》是最近两年比较优秀的一份民刊。《新城市》不是在继续第三代中的上海写作，更是对这几年的“泛城市写作”的宣扬。作为诞生于上海的这样一份民刊，《新城市》有其地域上的优势。民刊《爆炸》在内陆省份河南的出现，可能将对这几年商业大潮冲击下的一些“白色写作”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它提倡的人性在诗歌中的觉醒值得深思。脱胎于网络“或者论坛”的武汉民刊《或者诗歌》和“或者论坛”一样由于其一贯坚持的纯洁性和不张扬的态度，被很多朋友认可。《或者诗歌》以及具有同仁性质《方言》是一个开放不封闭、但是又有明显艺术主张的集体，《或者诗歌》让我看到了作为“沉默的少数”的非同寻常的“一切为了诗歌”的“客观决心”。《葵诗歌作品集》是作为天津老牌民刊，对于这样的一次口语聚集显然是有预谋的。作为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坚持者，徐江编辑的《葵诗歌作品集》集中了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大部分和70后部分诗人，对当前开始泛滥的口水诗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作用。这方面包括《诗参考》、《唐》同样亦是如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独立》和沈阳《秦2002》，是2002年民间刊物一大亮点。《独立》由80年出生的南京老刀负责编辑，为“e世代77—83年出生诗人作品选”，展示了网络时代一批成长更年轻的新诗人的全貌和成果，突出各类文本的地域性。如果说《独立》具体在开放性与兼容性的话，那么由土豆、鬼鬼、木铧、小宽等共同参与的《秦2002》更加集中了某种倾向性的朝气、尖锐和生猛，更年轻的新诗人的诗学观念是经历了“莽汉主义”、“下半身”、“橡皮”、“他们”洗礼后迅速取得认同。唯一遗憾的是《秦2002》留下了部分口水诗毫无抑制泛滥的后遗症，但我们不必太苛求什么，对于他们持续的写作给予厚望和期待。
《诗歌月刊》第三期上，由于我们编辑的匆忙，加上部分资料没有及时收集，漏掉了2002年重要的民间刊物比如四川《存在诗刊作品集》、广西《自行车先锋诗年刊2002卷》、长春《太阳》、广州《诗歌与人：中国女性诗人大扫描》、《羿》、《原创性写作》、成都《非非》、福建《第三说》、深圳《寄生虫》、北京《翼》等等，一直堪憾，只有待日后补之。
在这里我想提及的是，民间刊物的先锋立场。先锋是民刊最突出的特性，是民刊的内核。实际上，写作的无限可能性要涉及到诗歌写作的活力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先锋，以及各种精神，写作方法，结构方式，价值的重新判断或非判断等。这个需要有鉴赏能力的编者在民间刊物来体现和完成。如果不是这样，民刊可能毫无意义，会成为一个利益的小圈子，成为诗歌的一个烂泥塘。从另一个角度说，先锋精神和先锋艺术也时刻受到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的不相容部分的侵扰和消解，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不是所有的民间刊物区域都是产生先锋的土壤，某些部分甚至可能对先锋精神产生扼制作用。民间刊物作为土壤，最终离不开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诗学的探索勇气作为种子。
民间刊物作为诗人提交文本价值的私印载体，表达个人的“窃窃私语”的空间，具体到刊物由诗歌文本和批评文本所形成的倾向性，似乎有同样的理由可以说明，诗歌的被放逐，仅仅是在这个时代话题的一次转变。从原来的方向上看去，诗歌似乎消失了，沉沦了，但从另一个方向看去，诗歌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强。这“另一个方向”，是民刊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是疏离，是决绝，是断裂，是原声，是在野，是诗歌界半封闭以外的任何东西……，或者更多。这其中的变化，有多少值得回顾、值得思索、值得探询的细节！而在政治环境宽松的年头，民间刊物渐渐浮出水面，你可以无视这种存在，但它毕竟存在着，并且以它的“野火烧不尽”方式顽强呈现，它对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就在诗歌写作和诗歌传播方式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地下色彩，除了在诗人、批评家、公开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等发行范围外，还有在酒吧、书吧、咖啡屋等都市“公用空间”中陈列，供出入其间的读者翻阅。还可以花些篇幅来辩证地看待民刊，毕竟民间刊物也是良莠不齐的，有些编者纯粹是为了私利，功利心太重。有的编者以民刊为幌子骗钱。有的编者根本没有编刊物的才力与财力，使民刊成为一种功利的产物，好在这样的民刊寿命不会长，能够坚持下来的比较纯正的民间刊物。
民刊的排版、印刷的形式从早期的打字油印、铅印、打字胶印、电脑照排，过渡到正式出版。比如北京《诗江湖先锋档案》、兰州《敦煌2002年卷》、黑龙江《流放地》、成都《诗歌档案》、广东《女子诗报年鉴2002》等均是由出版社正规出版，使之脱离民间刊物形式上的“非法”这一角色。诗歌朗诵会还出现了印刷品小册子，如苏州的《当代诗歌作品朗诵会：夜晚的修辞》以及南京的《中美诗歌交流》等，是新兴的民刊方式。此外还有西安野狼陆续编辑的《狼诗刊》几期，以VCD光盘为材料制做从而脱离纸质，也是属于民间刊物形式上的范畴。民间刊物《小杂志》、《阵地》、《翼》等在出版同时还上传具有下载功能的网络版，做到资源有效的传播，而诗歌网刊的兴起，则被视为民间刊物的一种新的延伸，比如具有开放性、文本性、探索性、资料性的电子诗歌杂志《诗生活》、《诗江湖》、《或者》、《橡皮》、《终点》、《珊瑚岛诗刊》、《界限》、《个》、《新诗歌》等等，还有原来已停刊的南京《他们》、杭州《北回归线》重新以电子杂志恢复，韩东在一篇访谈录认为文学网作为一个物质载体，它的意义相当于民刊。对此我在南京大学与诗人马铃薯兄弟谈及民间刊物的走向：互联网终结民刊（？）这一问题。但在我看来，民间刊物对于诗歌是不会消失的，它的价值在于“无限的少数”，诗歌不可能脱离纸质上这重要甚至古老载体。就在本文结束时，陆续出现新一轮民间刊物《中西诗歌》、《现在》、《赤》、《发现》、《伯乐》、《大雅》、《观湘门》、《大骚动》、《低岸》……等等。
我知道，中国当代诗歌的蓬勃在2003年全面持续展开。历史将会收藏好那些优秀的民间刊物编者的汗水，同样，它也会记住《诗歌月刊》这一年一度的壮举。
2003年5月20草，5月21日晚定稿
来源：诗歌月刊 {:soso_e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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