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民刊的乱象
诗歌民刊的乱象樊子
一位青年诗人来深圳，席间聊起某个知名民刊，这家民刊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著名，该诗人是“后XX主义”诗人，大家都说起民刊资金的困境，该诗人说，他出资几千参与印了这本著名老民刊。我很惊讶更佩服这位诗人对诗歌的执着和热情，这位年轻诗人生活境况一般，印一本民刊不足万元，而从这家著名民刊走出来的“腕级”诗人不在少数，这些诗人生活起码比这位年轻诗人要好多了吧。而被冠以“后XX主义”大抵也要交点“人头税”，或者，不虚伪一点讲，交点学费，才有资格“混”诗歌界。
我现在对诗歌民刊越发失望，大家常把《今天》和《他们》挂在嘴上，《今天》和《他们》的诗歌精神在当今已经荡然无存。
由于中国特有国情，存在官刊和民刊的分野。有人说，大凡中国诗人，几乎都有“地下运动”的背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为虚伪，问题是，“地下运动”的终极版本是不是还是走向像宋江一样愿意或者急于被官方“招安”，搞个诗歌民刊，混个三年五载的，没有被“招安”，还能坚持办诗歌民刊，我视野有限，在中国没有发现有几本这样的刊物。
我以前对西部某诗歌民刊充满敬意，这本有着20多年历史的民刊诞生在一个闭塞的山区，推出了不少实力诗人，刊物装帧粗糙，纸张也不够好，但内容比较独立，翻阅下去，见到该刊在罗列自己的辉煌历史：某年某月，某某官刊转载、刊发了该刊的作品，该刊成员在哪些主要官刊发表了多少作品，等等。我如鲠在喉。既然诗歌民刊多数宗旨有“菩萨”的出世智药，那就应该求心，佛陀曰：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可惜的是，那些打着匡正诗歌、回归诗歌旗号的民刊，多半是挂羊头卖狗肉，我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起始阶段。办诗歌民刊首先有个预谋期，预谋期分为八种，第一种：创办者热爱诗歌，思想单纯，只想搞本自己的刊物，三五成群，自娱自乐类型；第二种：创办者对诗歌写作很热衷，多半自认为李白、杜甫在世，怀才不遇，作品不被官方接受，或者更确切说，连周围人都不认同，这些创办者多少深谙诗歌游戏之道，要想掌握一点话语权，不扯一面大旗不行，不拉几个兄弟桃园三结义不行，于是乎，说干就干，囊中羞涩不是问题，诗歌需要磨练和痛苦，油印、打印、铅印、胶印、快印或者能用的印刷手段，报纸形式、杂志形式（也有手抄本形式），刊物首期创办自然少不了宣言（几乎所有中国民刊都如此），这些宣言不比一些政治口号逊色；第三种：本身是一个民间诗歌社团，需要一本社团刊物；第四种：模仿类型。你能搞，老子也能搞；第五种：功利类型。创办者自身在诗歌界有点名声与地位，搞本刊物在手，延续自己的影响；第六种：主义类型。有着自己的诗歌主张，对参与成员作品质量严格要求，力求把自己的诗歌主义发展成一种客观存在的诗歌流派、诗歌现象；第七种：烧钱类型。创办者愿意出资办刊，不愿意出名，自己很少写诗歌，仅凭借对诗歌的尊重；第八种：领袖类型。占山为寇，要坐就坐头把交椅。
二、发展阶段。以上无论哪种类型，创办者的出发点于诗歌的益处多于害处，无论什么诗歌风格、诗歌理念，能创办一本民刊，小范围讲大范围言，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但民刊到了发展阶段，中国诗歌民刊的宿命就开始出现了，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1，中国诗歌民刊70%创办一两期后就夭折，夭折的因素不外乎四点：A，资金问题；B，内讧问题（主要因素牵涉到创办者之间虚无的权利和名利之争）；C，诗歌质量问题；D，觉得没什么意思。2，诗歌民刊能够坚持三年，一般来说就度过了以上四大基本因素制约，这时候诗歌民刊走向危险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A，刊物的办刊思路需要调整（某些理念与预谋期和发展之初有必要的更新和补充）；B，刊物有了一定范围的知名度，但诗歌界水太深，是继续在水里学王八沉寂下去还是学蛟龙出海或者学乌鸦抢个树头蹬一蹬；C，官方刊物有了推介、兄弟民刊之间有了联系和礼尚往来，选稿原则存在违背自身刊物的创办宗旨；D，主编和刊物的核心人物出现分道扬镳；E，想进一步巩固自身影响力和凝聚力，开始参与一些表象的炒作和诗歌活动。
三、成熟阶段。诗歌民刊能够坚持出刊五年，基本达到成熟阶段。悉数一下中国诗歌民刊，能坚持五年正常出刊的已经凤毛麟角，这时候这样的民刊多半患有更年期综合症，主要症状有：A，刊物有了较巩固的诗歌位置，创办者名字也被熟知，刊物却已经变成文联类型的，几乎等同于诗歌超市；B，刊物创办者和刊物开始学会指点江山，学会穿西装带领带，身后有一群喽啰帮着摇旗呐喊，大有英雄不可一世之风度；C，开始为自己立碑。
四、顶峰时期。诗歌民刊能够坚持出刊10年，在中国要算是一种奇迹了，这类刊物创办者要不是自身有精神缺陷就是具备了大智慧的诗歌义工精神。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胯下之魂也多如蝼蚁。顶峰期也是这类刊物到了灭亡的关键时期，刊物还能保持一点精神和灵魂，而创办者大多形同朽木。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只有那些办了10年以上民刊者能够深谙其味，他们怕人揭露他们隐藏的尾巴，主要表现为：A，刊物和刊物创办者由乞食变为供养关系；B，大凡在中国能坚持10年办民刊的诗人几乎具备了官方认定手续，自然不自然地去在乎身份了，萌生做盟主和大师念头；C、开始完善立碑工作，刊物扶植和发现某某，没有刊物，某某和某某可能做不了今天这么的优秀，围绕刊物像传销一样逐渐形成等级关系和操作体系；D，不停地把刊物寄给官刊编辑、诗歌选本编辑、评论家、有影响的诗人，哪怕只印数100本，刊物的光辉不会减弱，创办者把精力关注在外界的感受和看法上了，与其预谋期的初衷已经南辕北辙；E，刊物几乎没有折腾和新颖的空间，于是乎搞什么精神史、什么实录史、什么专号，这些诗歌手段玩的游刃有余；F，坚持10年或者更久者，认为天下诗坛浊浪四溢，唯我独尊，以民间面目剑指诗歌江山，不屑被主流接受，大放厥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自己在恪守诗歌灵魂的栖息地，这类刊物和创办者表面不食人间烟火，骨子里却充满焦虑与失落，做不到大隐又不甘寂寞，这类诗人危害程度不得比其所不屑所不齿的诗人或诗歌现象要少到哪里去。
五、没落时期。没落时期通指所有诗歌民刊。预谋创办诗歌民刊胎死腹中的，创办一期夭折的，搞几年或者几十年还在搞的，复刊的，等等，这些民刊一经预谋就有了没落相伴。大家常说好诗在民间，这给民间诗歌刊物一种自我抚摸的籍口，创办诗歌民刊为何非要和官方诗刊较劲、打到和颠覆什么为目的，诗歌就是诗歌，给了框框条条太多，最终还是会把诗歌弄成面目皆非。很多诗人从民刊走向诗歌，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强调说没有诗歌民刊就没有这些诗人了，更不能夸大诗歌民刊的作用，而制约中国诗歌民刊的惟一要素，是创办者的素质问题。创办者的素质一般、低下，刊物的创办就等同没落来临；创办者素质稍微高一点，没落期和辉煌期相伴而生。想做到诗歌民刊的不欲无为，这样的创办者，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但我看到了几本优秀的诗歌民刊：《诗歌现场》、《赶路诗刊》、大型诗丛《诗》、《诗参考》、《诗歌与人》、《不解诗歌年刊》、《白诗歌》、《太阳诗报》、《坚持》、《大象诗志》和《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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